西蜀贤士朱师古得了一种奇怪的病，闻到饭食荤腥的味道便呕吐，请了许多郎中治疗都无济于事。随着病情的发展，朱师古神倦消瘦，眼看就治不好了。这件事情惊动了朱师古的老乡史堪。史堪给朱师古认真诊治后，认为朱师古所患疾病名为“食挂”，也就是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中的肺叶焦热挂，然后予以对症治疗。3天后，朱师古竟然康复了。

　　史堪，字载之，眉州(四川省眉山市)人，进士出身，官至郡守，大约生活于北宋末年。作为一名优秀的儒医，史堪治病用药，不求怪异；炮制制剂，必依本法。史堪给人看病，审证精切，患者常常服用三四服中药就能痊愈；若患者服用三四服中药效果不佳，他就会重新检查病情，看是否诊断错误，重新审视药方，看是否存在用法失误，然后重新开处方，帮助患者尽快痊愈。史堪将自己的医学经验和临床心得编辑成书，名为《史载之方》。

　　《史载之方》分为上卷和下卷，列病证31门，涉及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儿科，对疫毒痢等传染性疾病尤其重视。《史载之方》上卷首论四时外感脉证，继则按证列方，主要有大府泄、小府秘、身热、头痛、黄疸、胀满等的辨证和治疗；《史载之方》下卷列诊胃脉、为医总论、涎论、痢论等篇。

　　《史载之方》载方百余首，其中冠以方名者，如“荆芥散”“神和散”等共27首，所用药物多为麻黄、羌活、三棱、莪术等发汗利血之品，以及狗脊、巴戟天、桑寄生等强筋健骨之药。《史载之方》行文夹叙夹议，有论有方，随证论脉，按方施药，对症状、病源分析透彻。医论有四时正脉、运气生病、脉要精微、伤寒论、为医总论等，方证结合，方多自出心裁，皆阅历有得之言。

　　《史载之方》具有以下特点

　　■科学实用，辨识五运六气

　　北宋以后，在郝允、庞安常、沈括、杨子建等名医的倡导下，运气学说逐步升温。王安石变法后，运气学说成为太医局医生考试的科目之一，难怪古人有“不明五运六气，检遍方书何济”的感慨。当时有影响的医学著作，如《本草衍义》《圣济总录》《三因方》等，均对运气学说大加推崇。

　　史堪以辨证的态度看待五运六气学说，形成了自己的科学观点。

　　一方面，史堪将疾病的发病机理主要归于五运六气的变化。《史载之方》上卷“六气所胜生病”“六气复而生病”逐条详列六气胜、六气复所导致的各种病证；详细阐述了六气变化导致疾病发生的常与变；运用运气理论逐年推算疫毒痢的发病机理、表现及预后等。史堪说：“神农之后，世世学医者，未明天地之气候，不识五脏之应变者，不能知常病之源流，岂足与语奇病之变化!”史堪还说：“予尝探寻五运之气数，稽诸天地之变化，推步六气之行度，参考脉气之缠注，以天验人，以人应天。痢之一病，亿万分中少知其一二。”

　　另一方面，在真正理解运气学说，掌握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，史堪不拘泥于其推算方法，注意到普遍规律之外的特殊情况。“又有乘年之虚、过月之空、失时之和”，他并不将运气的变化作为疾病发生发展的唯一因素。“病之有非五行之所传化”，他认识到体质在发病中的重要性。史堪说：“己亥之岁，人多肝病，而有病肺者；子午之岁，人多心病，而有病肾者。此一人之身，自有天地之气化，调治之法，与五运六气所至之法同。”在北宋运气学说非常盛行，“言必称运气”的同时，他能保持头脑清醒，认识到天气变化的异常情况，以及患者体质等方面的因素，这些都比较科学而实用。

　　■重视脉诊，在传承中有所发挥

　　《史载之方》共31门，非常重视察脉辨证。其中专门论述脉象的有“四时正脉”“五脏真脉”“明熹脉”“脉要精微解”4门，“诊断失血”等9门均以脉象为纲。史堪将察脉作为重要诊断方法，对所论疾病的脉象描述十分详尽，诊脉部位为双手寸、关、尺，涉及的脉象有浮、沉、滑、数、弦、涩、微等20余种，反映出宋代脉学的发展。史堪论脉，不是空谈脉象，而是脉证结合，对每种证候的脉象描述都非常具体，反映出其对待疾病认真的态度。

　　一是继承了《黄帝内经》的脉学思想。强调无论是四时脉还是五脏脉都要有胃气，即和缓雍容而有力的脉象特征。“盖脾脉以和缓为主。故四时之脉虽不同，春脉弦，夏脉钩，秋脉毛，冬脉营，皆要有脾脉，若脾脉不见，便是五脏真脉见，真脉见者死”。“大抵胃脉虽和缓而贵不疾不速，重而取之，不亏乏，浮而取之，阿阿而至，不洪不浊，即为五脏脉全”。“五行皆资土以致用,而周身之脉,亦因胃脉,然后见于气口”。胃气是脾胃功能在脉象上的反映，重视胃气即重视脾胃，这与史堪治疗时强调“调和脾胃”是一致的。

　　二是对脉学思想有所创新和发挥。史堪提出：“知内者按而纪之，以明脉之在里也，如秋日之下肤，冬日之在骨是也。知外者终而始之，以明脉之在表也，如春日之浮，夏日之泛是也。然知内者必曰按而纪之者，盖脉之在内，非深按之，无以得其实；知外必曰终而始之，则初按而病已见矣，故因其病，以推原其本。”对脉学思想有所创新和发挥。另外，对《脉诀》中一些述而未详的问题也进行了补充。

　　■谨慎大胆，对医生要求严格

　　《史载之方》认为医生医术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死，对医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

　　一是应该对治疗疾病抱有实事求是的谨慎态度，对自己不甚了解，没有把握的疾病，不能逞强好胜，妄投药饵。若是自己对疾病有了深刻的认识，在病势危急之时，就应该果断治疗，而不能有丝毫胆怯。

　　二是治病必先识病，识病是正确用药的前提，识病尤其要识病之源流。强调治疗疾病必须抓住其根源所在，把握可能的传变，辨别病性病位，采取适当的治疗方法。

　　三是提出治疗伤寒有“四失”，也可作为对治疗其他疾病的告诫：一失之愚，即不辨阴阳、不分内外，当汗而下、当下而汗；二失之不精，即不知病之源流，不识病之传变，妄投药饵；三失之怯，即当邪气炽盛，病情危困之时，不能果断处理；四失之暴，即逞强好胜，鲁莽行事，妄投药饵。这些是行医的大忌。

　　四是随证立方谨慎。临床用药强调“保其真，祛其邪气”，在调和脾胃、补益肝肾、补气养血方中多以祛风邪药佐之；强调“无使其过剂之药”，得效即止，以免损伤正气。

　　《史载之方》所论均为常见疾病，篇幅虽小，却有很强的临床价值。故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》谓其“各推其因证主治之法，精核无遗，较诸空谈医理者，固有别焉”。